编者的话：杨善洲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他在任期间带头捐资办小学，还创办了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开展扫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们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退休后，他还专门拿出了市里奖励的10万元钱捐给保山市一中，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业。
走上云南保山街头，随便打上一辆出租车，问司机：“您知道杨善洲吗？”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们原来的老书记，退休以后去施甸种树，市里奖给他的钱都不要，捐了10万元给保山一中。我女儿就在保山一中读书，我是从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的！”
走进保山一中，宣传栏里的海报已经有点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万元，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旁边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边飞快地跑过几个中学生，记者随口叫住一个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杨善洲吗？”
“知道呀，他是我们的老书记，种了好多树，还给我们学校捐了好多的钱！”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钦佩和仰慕。
施甸县原政协副主席计盈告诉记者，杨善洲捐资助学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过去，姚关陡坡村的孩子读书要到十几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学。孩子们夜里四五点钟就起床，带一包冷饭，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下午3点多又赶着回家，每次上学都要走四五个小时。特别是冬天，伸手不见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学校很危险，这个问题怎么办？1960年，我在施甸区姚关清平洞小学任校长，时任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专程找到我，研究解决陡坡村学生的入学难问题。我建议在村上办一所民办学校，他立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带头捐资，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实际教学中过分强调劳动教学，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学生成绩急剧下降，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1963年，施甸县人民吃不饱，生活十分困难，在工作人员纷纷走出机关、大规模支农之时，杨善洲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已经75岁高龄的保山农校退休教师线东华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说：“杨书记这么重视教育，令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教好书、育好人，才对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当时，许多贫困家庭都存在这样的思想：“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他从十分有限的财政中拿出经费设立了助学金，帮助贫困子女读书，每人每年补助2元，很多学生靠这笔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当年接受学校资助的学生，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杨善洲，他们都满怀感动地说：“要不是老书记设立的助学金，我们的书早就读不下去了！”据统计，他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施甸县的小学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职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毕业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纪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众都是文盲。杨善洲打定主意：“要让农民在知识上翻身！”他积极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还开办了16所农业学校，并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他专门走到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旧社会，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读书。新社会，共产党让群众读书，就是为了掌握好枪杆子、印把子、钱柜子，真正当家作主。”许多参加过扫盲学习班的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一开始，我连斗大的字也不认得。参加了扫盲班，学会写名字、查字典、读报和记简单账簿，收获不小呢！”据统计，共有1400名群众通过扫盲学习班脱盲。
时光荏苒，但杨善洲对教育的支持和关心却丝毫未减。2010年，当他决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奖励给他的20万元奖金中的一半捐给保山一中时，消息震动了整个保山城。他把钱捐出来，让开云(中国)的孩子可以读上书、读好书；他把爱的种子撒向下一代，种下桃李收获一片芬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杨善洲 常算民心大账
记者 姜洁
编者的话：在一般人眼里，领导干部下乡吃饭忘记付账，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可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不欠群众一分钱”的观念，牢牢贯穿了杨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领导干部绝对不能搞特殊化，不仅要算饭费那几块钱的小账，更需要算的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账。
关于杨善洲花路费结饭费的故事，一直在云南保山广泛流传。
那是1984年的夏天，杨善洲带着驾驶员和秘书苏加祥一起到龙陵下乡，晚上县委书记汪金耀在县委机关招待他们吃饭，吃的是一碗萝卜炖排骨、一碗蒜苗炒萝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饭，苏加祥去结账时，汪金耀说：“不用结了，我请客。”看到汪金耀一脸诚意，苏加祥就再没坚持。
第二天，三人坐车翻过高黎贡山，驱车60多公里，来到潞江坝的惠通桥。天气炎热，三人下车找水喝。杨善洲拿着杯子，顺口问道：“小苏，昨天的伙食费多少钱？”苏加祥说：“6块5毛钱。”
杨善洲从兜里掏出6块5毛钱给苏加祥。苏加祥说：“汪书记坚持要结账，所以我没付钱。”
杨善洲听了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对驾驶员说：“徐师傅，给小苏买张去龙陵的公共汽车票，让他回去把伙食费交了。”
天色已晚，苏加祥坐上回龙陵的车已经是晚上7点钟，到龙陵县城已经晚上10点了。他连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块5毛钱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着钱，感叹地说：“这个杨书记，做事情真是太顶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杨善洲见到了付账归来的苏加祥。“账结了吧？”苏加祥有点想不通地说：“结了。书记，伙食费才6块5毛钱，可来回的路费就花了22块钱，住宿又花了10块钱，是伙食费的好几倍，多不划算啊！”
杨善洲语重心长地说：“小苏，账不能这样算！我们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这些账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这个风气千万不能开头啊！”
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说起了杨善洲早年的一段经历。那是1952年，杨善洲在保山县六区（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他在西南乡石头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当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训的头天晚上，杨善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堆毛票递给老安：“安大爹，这是这个月的饭钱，1天两角，30天就是6块钱。”
老安从中拿出两角钱又递回给他：“杨组长，今天的饭钱就不收了，就当我们为你饯行。”
“这怎么行，党教导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杨善洲坚决推辞。
第二天一早送行时，老安递过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是两个煮熟的红薯，给你路上吃。”
半路，杨善洲掏出纸包，打开却发现红薯下面压了两张一角的钞票。
这两毛的饭钱一直让杨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杨善洲到保山培训期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主动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件事，组织上严厉批评了他，要他作检讨并送回这两毛钱的饭钱。培训结束后，杨善洲被调到了第五区席子公社（今甸阳沙坝脚村委会）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石头寨去给老安家送两毛钱的饭钱。
席子公社距离石头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杨善洲一大早出发，赶到石头寨时已经是深夜。为了不打扰已经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缩在安家门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杨组长！你咋个会在这睡觉？赶紧进家！”老安的惊呼让杨善洲醒了过来。杨善洲赶紧从包里拿出两毛钱：“这饭钱你们一定要收下，不然组织上就要处分我、开除我！”
因为担心杨善洲同志受处分、被开除，老安收下了这两毛钱。
从那以后，杨善洲一直坚持不欠群众一分钱，每当有人认为结饭钱是件小事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当白吃干部，那样做会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几毛钱、几块钱的小账，守住的却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风；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几件小事，却让杨善洲在群众心中树立起了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高大形象。